臨床上稱之為「二次蛀牙」，而這現象在牙縫蛀牙非常常見。

此外，聽說《愛》裡的故事，也是胡蘭成講給張愛玲聽的。總之，這應該是孤傲的張愛玲，生平第一次對異性說出如此露骨的話。

總之，24歲的張愛玲就這樣自己走進了胡蘭成的家門，這也預示著在他們這一段情事中，女方始終更主動些。蘇青拗不過他，只好妥協的把張愛玲家的地址寫給他。就這樣，一見如故的兩人在主人的客廳內一聊就是五個小時，張愛玲臨走時，他們已親切到連客套話都省了。蘇青拒絕了他的請求，理由是張愛玲對讀者一概不見，不過倔強的胡蘭成豈肯輕易甘休，硬是不依不饒的向蘇青索要張愛玲的地址。而後，她在周瘦鵑先生負責的《紫羅蘭》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因此逐漸在上海文壇小有名氣，隨之而來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作品，亦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更是讓她的名氣如日中天。

至於張愛玲態度的變化，旁人自是難以揣測，說不定她亦久聞胡蘭成的才名呢。他當然不死心，卻苦於敲不開那扇令人無限神往的門，最後只能拿張紙寫上自己的姓名、住址、電話及來訪緣由，從張愛玲家的大門縫裡塞進去，然後悻悻離開。為了紀念這位忠臣義士，晉文公下令：介子推死難之日不能生火做飯，只能吃冷食。

對國家、民族來說，就是滅亡。寒食節在清明節前一兩日，它是傳統節日中，唯一一個以飲食習俗來命名的節日。重耳沒有糧食，飢餓到難以行走，介子推毅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供養重耳。在他流亡過程中，有一批誓死追隨的忠臣，其中包括寒食節的主角介子推。

唐代詩人韓翃有首詩描繪了這個節日的場景：「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代表飲食：涼粉、涼麵、涼糕、炒奇。

所以古人在這個季節進行隆重的祭祀活動，把上一年傳下來的火種全部熄滅，即是「禁火」，然後重新鑽燧取出新火，做為新一年生產和生活的起點，稱之為「改火」或是「請新火」。」本義就是出走、逃跑。從另一個字「氓」，我們可以看出「亡」意義的演變。晉文公聽信讒言，放火焚小篆・股山，原意是想逼介子推露面，結果介子推抱著母親被燒死在一棵大柳樹下。

寒食節剛剛興起的時候，只是禁煙火，吃冷食，後來逐漸發展出祭掃、踏青、鞦韆、蹴鞠、鬥雞等風俗。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光煙榆柳滅，怨曲龍蛇新。標注了「亡」的人，名字雖然在籍，可是人已不再存在，所以「亡」和「存」就構成了一對反義詞，例如諸葛亮的〈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人出走他鄉或是從主人家逃跑以後，古時候的戶籍紀錄，人不見就只能標注「亡」。「禁火」是一個很有趣的風俗，除了禁止舊火，還有請新火的意蘊。

「氓」由「亡、民」構成，意思是逃離了鄉土，或是從主人家出逃的人。這個造意來表示出走、逃跑的本義，例如所謂的「亡命天涯」，就是指一個人流亡到極遠的地方，而且它更側重於逃跑之後，流浪在外的情況

另一方面，公園的建設在指定之同時就已開始進行，台北廳從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至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以一萬零六十圓之經費進行長約一千九百八十公尺、寬約五．四公尺的公園道路新建工程。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起的二年之間，以占總督府營繕預算之一、二成左右的經費進行建設，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完工並成舉行鎮座式。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台北市消防組也在公園內為第二代消防組長船越倉吉設立紀念銅製半身像。次年，設置籌備委員會，正式進行創建的準備。除此之外，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林熊光即已捐獻部分土地給臨濟寺建寺。圓山公園也因神社而成為都市重要軸線上的公園。

一直到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根據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總督府頒佈「台灣土地收用規則」，以同時收購土地與樹木的方式，用收購樹木之金額來彌補較低之土地價格，才完成了張水等人之地的徵收（占百分之五八．七一）。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發現公園內還有一小部分的地（一一七三．六坪）為林熊光所有，林家為大地主，以捐贈的方式提供作為公園用地，至此圓山公園之土地總共計有一萬八千零七十三坪。

後來，台灣神社又經過幾次擴建，一直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地位。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從圓山公園隔著基隆河，遠眺台灣神社。

從文獻資料中得知伊藤博文率先捐出五百圓，在座的西鄉從道也隨之捐五百圓，提供作為圓山興修為公園使用的經費。同時認為公園與神社的性質相同，神社設在公園內，可保有公園之神聖，因此圓山公園適合作為神社用地。

顯示出由於神社的建立，圓山公園的重要性也隨之更為提升。橋本文藏的文中說明圓山是山水景勝之地，雖已規劃為墓地，但是如能作為公園遊覽之地應更符合大眾的希望，並表示願意提供私人資助者眾多，同時也提出可行之共同墓地移轉地點。此外，神社興建之同時，也由台北縣國庫補助，進行由台北東門，經明治橋到達神社的參拜道路之建設，於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七月開工，在十月神社舉行鎮座式前完工，後來被稱為勅使街道。在擇地的過程中，首先列出親王登陸地之基隆、去世之地台南與首都台北作為候補地，並由其中選出台北，由此可知道象徵統治的意義更高於其作為奉祀之功能。

接著因為圓山的中西側面前廣闊，並且是背山面水的景勝之地，又是大家可以很方便到訪的地點，而被選為神社之預定地。同時在此之前，連接北投溫泉勝地的淡水鐵道也於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完工通車，圓山公園旁設有圓山站，圓山公園有更好的條件做為台北的都市公園。

此提議雖同年就得到總督府的同意，但也附帶表示陸軍墓地的埋葬地需地三千坪以上，還需另外考慮。這座神社的建立除了祭祀北白川宮親王之外，事實上也具有殖民統治上的象徵性意義。

（村崎長昶，台灣神社，1913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提供） 圓山公園雖未成為神社所在地，但由於位在神社對面，圓山公園的景觀也成為重要的考慮。公園內的紀念碑與銅像 雖然台灣神社後來沒有設立在圓山公園內，但日治時期仍在其中興建了各種不同的紀念碑與銅像。

台灣神社預定地 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帝國議會兩院通過為在征討台灣中殉職的北白川宮親王建神社奉祀。其後，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由總督府民政與財政二局同仁，舉行了圓山公園的種樹的義工活動，參與者五十三人集合在小南門，從苗圃帶著樹苗，徒步至圓山公園種植，當天共植了一百五十株櫻、樟、松、杉等樹。前述遲遲難以收購完成的民地，在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提出以收購樹木的方式提高收購金額時，也提及因為位於神社對面，景觀非常重要，必須保存樹木而予以收購。土地所有人陳根樹等人的所有地在領收補償金後便完成了徵收（占公園用地之百分之四一．二八），但是張水等人因為位於山坡地，土地收購價格較低，故不肯領收補償金，無法完成徵收。

其中，一八九七年（眀治三十年）台北縣開廳祝賀會也將剩餘之一千餘圓捐出作為公園經費。然而這台北近郊的小山，在次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眀治二十九年）六月伊藤博文來訪時，開始有了新的功能。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台北縣知事村上義雄即在公園中，設立天然石造的「台北縣警察官表忠碑」，合祀台北設縣以來殉職的警部十一人與巡查三十二人，病死的警部九人與巡查四十八人之英靈。文：王惠君 圓山公園 日本人進入台北後，隨即注意到圓山和劍潭山優美的景緻，而將圓山劃為陸軍、海軍和民政部的墓地用地。

由台北廳長橋本文藏向總督府提出將圓山共同墓地改為台北的公園之建議。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憲兵在圓山公園南側之陸軍墓地內設立憲兵忠魂碑，合祀來台後戰死與病死的憲兵英靈，在每年的五月九日舉行祭祀。